外尔:闯入物理瓷器店的数学家大象丨贤说八道

2021-10-12 13:17

  外尔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作为数学家,外尔是最后的数学全才之一;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对量子力学、相对论都有根本性贡献,且创立了规范场论。外尔是一头闯入物理学瓷器店的数学家大象。此外,他用优雅的文笔为我们阐述数学、物理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哲学思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深刻篇章。

  有两种东西,对它们的思考越是经常和持久,它们就越是以崭新的、不断增长的惊奇与敬畏充满心灵: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有三种东西,对它们的思考越是经常和持久,它们就越是以崭新的、不断增长的惊奇和敬畏充满心灵,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和我面前的外尔的著作。”

  外尔是个震古烁今的数理大家。余生性浅薄,初识外尔是通过他的小册子symmetry (对称)。进入新世纪的前几年里,笔者对对称花样和对称性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阅读的诸多对称性文献中,外尔的symmetry一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插图67,那是用线条描绘的成都文殊院窗棂的花样 (图1)。这让我对外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用流畅的语言讲解对称性还引用了中国古建筑的例子,我猜他一定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在日后的研究与教学中,我经常会在不同场合遇到外尔这个名字,也浏览(或者叫翻阅,但不能称为读过)了他所有的书籍以及部分文章。对于外尔的不断增长的惊奇与敬畏也就慢慢充满了我的心灵。撰写《磅礴为一——通才型学者的风范》一书,如果没纳入关于外尔的章节,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疏忽。然而,本书交第一稿时,我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确切地知道理解外尔要比理解爱因斯坦、庞加莱等人更加艰难,勉为其难就没意思了。后来转念一想,反正过些年我也一样不能深入理解外尔,为什么要留下一个那么大的遗憾呢?于是,我匆匆地撰写了这一章,以期成为未来认真、深入介绍外尔的前奏。

  外尔 (Hermann Weyl,1885-19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图2),因为学问太过深邃,故他是一般的学术世界里缺失的人物。愚以为,可以形象地说,外尔是一头闯入物理学世界的数学家大象。

  外尔1885年出生于汉堡附近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来自富足家庭。1904-1908年间,外尔在哥廷恩和慕尼黑两地学习数学和物理,其在哥廷恩大学的博士导师是数学大神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1862-1943)。1908年,外尔以关于积分方程的研究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哥廷恩教了几年书以后,外尔于1913年到了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 (ETH)就任几何学教授。在那里,外尔和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熟识,当然也就第一时间熟悉了他的相对论,似乎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影响让外尔成了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外尔为广义相对论的数学花了大量精力,尤其是在作为其基础的微分几何的拓展问题上。1921年,外尔在苏黎世遇到了在苏黎世大学任教的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这可以说是为量子力学数学的拓展埋下了伏笔。外尔于1928-1929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教授,1930年回到哥廷恩大学接导师希尔伯特的班。此前,哥廷恩大学曾于1925年召他回去接替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但被他拒绝。1933年,外尔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直工作到1951年退休。退休后的外尔往来于苏黎世和普林斯顿两地,1955年辞世。

  此外,外尔辞世后,后人于1968年编辑出版了他的4卷本全集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外尔的著作内容不易懂,但读懂一点就大有收获,况且其文笔流畅,读来算是享受。

  在外尔的学问与成就中,数学、物理和哲学的成分虽非浑然一体,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下文将外尔的成就分成数学的、物理的和哲学的,只是为了介绍的方便,不具有严格的意义。

  外尔共写过200余篇论文,是那种出自个人机杼的、有思想的论文。对大部分外尔的文章,硬要分辨其为数学的哪个领域或者是算数学还是算理论物理可能是不得体的。在他眼里,数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他对整个数学领域的进步都有影响,其耕耘的范围包括分析、拓扑、微分几何、微分方程、李群、表示理论、调和分析和分析数论等。有了贡献者水平的数学,特别是在微分几何、微分方程、李群和表示理论等领域,加上和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过从甚密,外尔参与近代理论物理的奠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外尔的数学生涯开始于分析,包括积分方程和谱理论。1910年外尔以奇性微分方程及其用本征函数的展开,即后来的自伴随算符的谱理论,获得私俸讲师资格 (habilitieren);1911年发表了Über die asymptotische Verteilung der Eigenwerte(本征值的渐近分布) 一文,证明了在紧致域上拉普拉斯算子本征值的渐近分布,即Weyl law,1912年又用变分原理给出了新证明。外尔后来不断回到这个问题,他还将之应用于弹性体系,得到了外尔猜想。本征值渐近分布,学量子力学的看到这个概念会眼睛一亮,这是量子力学数学一大关啊,而外尔得到这些研究成果时量子力学这个词还没出现呢[3]。

  关于拉普拉斯算符本征值的渐近分布,外尔在1915年指出其第一项正比于系统的体积,除了体积以外的其他参数不起作用,此乃物理学家,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洛伦兹 (Hendrik Antoon Lorentz, 1853-1928),在提供了经典物理到量子物理桥梁的黑体辐射研究中首先猜测的一个结果。坦白地说,笔者虽然撰写过关于黑体辐射研究的长篇论文,对这一点却毫不知情。当然,黑体辐射、量子力学和拉普拉斯算子本征值,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契合的。

  1913年外尔发表了小册子Die Idee der Riemannschen Fläche (关于黎曼面的思想),对黎曼面进行统一处理。此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将复数从复平面中解放出来。外尔用点集拓扑让黎曼面理论更加严格,为后来的流形研究树立了榜样。黎曼几何的外尔张量对于理解共形几何非常重要。

  1918年外尔出版Raum-Zeit-Materie(空间-时间-物质)一书,此时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筑牢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并加以扩展。同一年,外尔发表了关于规范场论的第一篇文章,那是从数学上将引力理论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结合起来的尝试,详情见下。也许不算巧合的是,同一年在哥廷根出现了诺特定理,而这是规范场论的重要基础。

  1923 -1938年间外尔发展了用矩阵表示表述的紧致群理论。关于紧致李群他证明了基本的特征标表,这是理解量子力学的对称结构的关键。外尔还给出了旋量问题的阐述。外尔关于群论的工作,加上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和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的工作,奠立了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见下。关于非紧致群及其表示,特别是海森堡[4]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 群,也捎带着在1927年在外尔量子化的框架中给处理了。李群和李代数才成了纯数学和理论物理的主流,外尔功不可没。

  外尔的物理贡献在于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创立了基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规范场论。环顾天下,有此能力与机遇故而享此荣耀者,仅此一人而已。爱因斯坦是量子力学、相对论和统计物理的奠基人;薛定谔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做出了挽救规范场论的关键一步。这三人是终生的好朋友,且关于自然持比较一致的哲学观点,实在是物理学的幸运。

  如果将1925年底薛定谔构思波动方程算作新量子物理的起点,可以说外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量子力学的创立。要确立薛定谔方程

  的正当性,那得有一个能表明它还算靠谱的例子。薛定谔将他的方程应用于氢原子求解其定态波函数,不过那样得到的三变量的二阶微分方程的解,即便对于当时已是数学物理教授的薛定谔本人来说,也是很难的。这个工作是在外尔的帮助下才完成的,详情见下。

  薛定谔1926年的量子力学奠基性论文的题目就是“作为本征值问题的量子化”,而算符的本征值问题可是外尔得出过定理的研究内容,简直是撞到他的枪口上了。量子力学数学的关键概念是希尔伯特空间,而希尔伯特就是外尔的导师。在量子力学中算符作用于波函数,那么在波函数不能得到具体形式的局面下如何研究得到物理?这就得用群论来定性分析算符及其本征函数和本征值了,而这又撞到外尔的枪口上了。仅仅到了1928年,量子力学还羽翼未丰呢,外尔的《群论与量子力学》就出版了,算得上是第一时间赶出来的。外尔的《群论与量子力学》和维格纳1931年的《群论及其在原子谱量子力学中的应用》是从群论角度理解量子力学的经典,它们让量子力学有了点学问的样子,极大地促进了量子理论的发展。李群的表示论就是为量子力学量身定做的,而外尔在群表示论和算子谱理论的权威研究让他成了新物理学当仁不让的代言人。由于群论对于一些物理学家来说太难了,外尔他们当时的努力竟然被诬为群瘟 (Gruppenpest)。后来的发展表明,群论是近代物理最有用的工具。这两本群论,加上1930年狄拉克 (P.A.M. Dirac, 1902-1984) 的《量子力学原理》和1932年冯诺伊曼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是量子力学在建立过程中就形成的经典著作,是理解量子力学之创造的第一手资料[5]。

  外尔于1939年在普林斯顿期间出版了The classical groups(经典群) 此一经典著作。该书共分为10章,包括导论、矢量不变量、矩阵代数与群环、对称群与完全线性群、辛群、特征标、不变量的一般理论、再论矩阵代数,最后一章是补缀。外尔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在1925年就得到了一个半单连续群的特征,他想用直接代数构造为所有重要的群得到类似的结果,而当其时他已掌握了所有的工具。学过一点群论的人,对外尔的The classical groups一书会特别有感觉。贯穿The classical groups 一书的是不变量理论 (invariant theory),故可以和他的Elementary theory of invariants (不变量理论基础) 一书参照着读。不变量这个概念会把克莱因、希尔伯特、诺特和外尔联系起来,会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数学传统”。The classical groups也被认为是反映了外尔对数学一体性的坚持,人们评价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十遍地读 (It’s the kind of book you read ten times—Atiyah)。当然,这本书的序言比正文更有名气。论及书的风格,相较于那种给读者以把他们关入了一个照明充分的小屋子,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凸显令人炫目的清晰而毫无阴影的那种印象,外尔写道:

  我喜欢晴朗天空下有着深远景致的开阔地,那里众多细节明晰的近景渐渐融入地平线。

  本书主要是给那些谦卑的、想将其中内容当作新事物学习的而非那些骄傲又博学的、早已熟悉相关主题故而只是想找点儿关于这个或者那个细节之便捷精确信息的人准备的。

  相对论与瑞士的苏黎世和德国的哥廷恩两个小镇有关。在苏黎世给出狭义相对论几何的闵可夫斯基是哥廷恩数学传统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写出引力场方程的希尔伯特是哥廷恩数学传统的领袖人物。毕业于哥廷恩的外尔于1913年到了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外尔与爱因斯坦交好,又秉承哥廷恩的数学物理传统,自然也会对相对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广义相对论涉及微分几何、不变理论、群论等数学,都是外尔的拿手戏。如同闵可夫斯基完善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外尔要完善和发展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论文于1916年3月发表,1917年夏外尔即开设了广义相对论课程,1918年出版了名著Raum-Zeit-Materie (空间-时间-物质) 一书,因为,如他所言:

  Raum-Zeit-Materie一书受真学物理的人的欢迎程度令人侧目,仅仅到了1922年即已出到了第五版,法语和英语译本也有了,被誉为不会过时的著作 (见1991版序) 。

  Raum-Zeit-Materie一书的副标题为Vorlesungen über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 (广义相对论教程) ,分为欧几里得空间、可测度的连续统、时空相对性和广义相对论四章,意在展开一个简单的基本思想 (die Entfaltung einer einfachen Grundidee)。一个数学家,在广义相对论创立不久便及时地提供了广义相对论的教程,详细阐述了流形、联络与曲率,还有它们的物理诠释。问题是,外尔是要发展这门学问,为这门学问夯实进而拓展其数学基础。这让我想起了外尔导师希尔伯特的一件轶事。当年希尔伯特受德国数学学会的指派撰写数论研究的报告,人家希尔伯特当时的境界竟然是要趁机为数论奠立基础 (lay the foundation)。确实,对于广义相对论这种学问,不是外尔这样的数学家还真未必能正确估量其价值——爱因斯坦本人也不行。对付广义相对论这种学问,“…die Physik liefert die Enfahrungsgrundlage, die Mathematik das scharfe Werkzeug (物理提供经验基础,数学提供锋利的工具) ”,二者缺一不可。

  外尔1918年的德语论文“引力与电” (Gravitation und Elektrizität) 在其文后即有爱因斯坦从物理角度的诘难,这让规范场论差点成了被洗澡水淹死的婴儿。然而幸运的是,经过薛定谔 (1922)、伦敦 (1927)、福克 (1927) 等人的工作,外尔最初的思想实现了同量子理论的结合,加上其1929年英文的“引力与电子” (Gravitation and the electron)和德文的“电子与引力 I.” (Elektron und Gravitation I.) 这两篇文章, 其意在建立一个囊括引力、电和物质的理论 (eine Gravitation, Elektrizität und Materie umfassende Theorie),规范场论这门学问终于得以建立,最后经非阿贝尔规范场论发展到标准模型,其间的过程波澜壮阔。更多详情参见本书的薛定谔一章及拙著《云端脚下-从一元二次方程到规范场论》,有兴趣深入学习的读者请参阅规范场论方面的原文与专著。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给出了 (电子的) 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其中m是粒子质量, γ是4×4的狄拉克矩阵,可看作是从单位2×2矩阵Ι2和泡利矩阵σx, σy, σz构造而来的[6]。这里的波函数是复四分量的。将此方程中的质量m 设为零,即得到所谓的外尔方程,其中σμ= (Ι2, σx, σy, σz),而波函数是复二分量的。外尔方程是将狄拉克中的m设为零的结果,故被理解为描述质量为零的费米子的方程,相应的费米子被称为外尔费米子。1933年,泡利指出外尔方程破坏宇称对称性,但泡利1930年预言的中微子却被认为是无质量的,被当作了外尔方程要描述的对象。当然了,当中微子被发现以后,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不仅有质量,而且有三种类型不同的中微子,且有振荡现象,所谓中微子是外尔费米子的说法自然也就破灭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外尔费米子还是个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概念而已。

  狄拉克方程来自电子的相对论质能关系E2=(pc)2+(mc2)2,虽然推导过程中狄拉克也是大胆施为,但应该说它还是有坚实的物理基础的。狄拉克方程导致了反粒子的概念,且很快得到了证实 (参见拙著《惊艳一击》)。与此相反,外尔方程来自将狄拉克方程中的一项之系数m 设为零,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物理基础。这种做物理的方法,未免显得上不了台面;没有物理基础的推导未能结出物理的果子,于情于理倒也说得过去。其实,要求存在无质量的外尔费米子,从概念上说还有许多困难。将一个已知方程中的一项系数设为零,这对数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举手之劳。如果外尔做过这样的研究,得算是他人生的污点。有人愿意顽强地从外尔方程出发往下编故事是法律保障的自由,但以为大自然非要满足这个方程就让大自然太为难了。大自然没有义务满足某个人写下的方程,哪怕是外尔的方程也不行。

  更加有趣的是,关于外尔方程和外尔费米子的文章、书籍都说是在1929年德文的“电子与引力 I.”一文中外尔得到外尔方程的,然而翻遍原文也不见相关内容,其中曲折,值得进一步考证。

  作为一个数学家,外尔似乎对物理理论该是什么样儿没有什么先验的负担。比如,关于左右对称,在1929年那篇经典论文中外尔就写道:

  我们将看到,如果将左右对称性取消,则两个分量就够用了。……限制条件2取消了左和右的平权。

  后来的外尔旋量就分为左手的和右手的。三十年后的物理学界为是否放弃左右对称性而经历的心灵挣扎,是物理学史上有趣的一页。

  哥廷恩的数学传统是包括哲学的。构建数学的基础,应该是哲学性的劳动。外尔熟悉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大学时选修过胡塞尔的哲学课,据信他对物理的处理方式多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外尔所著的Was is Materie?, Raum-Zeit-Materie,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以及Das Kontinuum (连续统) [7]都是哲学味十足的名篇。后人编纂的Mind and Nature (思维与自然) 收录的也是外尔的一些哲学思考。

  在1918年的Das Kontinuum一书中,外尔使用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分支类型论 (ramified theory of types) 的较低层次发展了谓词分析的逻辑,他实际上是发展了经典运算的大部,但他既不使用选择公理也不使用反证,还避免使用康托 (Georg Cantor,1845-1918) 的无限集合。这期间外尔采用的是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 的构造主义。在连续统中,可构造的点是分立的存在,而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作为点之集团的连续统,应该构造同物理意义自恰的连续统。该书出版后, 外尔转向了布劳威尔 (L. E. J. Brouwer, 1881–1966) 的直觉主义。后来,外尔又觉得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对数学施加了太强的限制。1921年,外尔写了“关于数学新的基础危机”一文,在数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约在1928年后,外尔就公开认为数学的直觉主义同他对现象学哲学的热情不相容。晚年的外尔认为数学是“符号构造(symbolic construction)”。

  “数学从布劳威尔那里获得了高度的直觉上的清晰。他成功地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开启了分析的发展,一直保持住了比从前更加紧密的同直接的接触。不可否认的是,为了寻求更加高级、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运用经典逻辑的简单法则最终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糟糕局面。数学家痛苦地看着他以为是用混凝土砖建立起来的大厦之大部眼睁睁地消解在迷雾中 。

  德语的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出版于1927年,那一年外尔已对相对论的几何做了充分的研究、参与了1926年薛定谔量子力学波动方程解氢原子问题,泡利写出了他的两分量量子力学波动方程,而狄拉克的四分量相对论量子力学波动方程还要再等来年。在这本书里,外尔谈了他关于数学逻辑、公理、连续统、无限、几何[8]、时空、方法论、物质以及因果律等观念,而这些在笔者看来,是理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关键。从笔者个人经历来看,缺乏对这些基本观念的思考是大学阶段学习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时感到困惑的缘由。

  外尔的科学哲学是对我们科学家有益的学问,如他所言,die Beschäftigung mit der Philiosophie der Wissenschaften die Kenntnis der Wissenschaft selbst voraussetzt (拿科学哲学说事儿要以科学知识本身为前提)。如同莱布尼兹,对于外尔来说,数学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首先是个职业科学家,哲学家外尔的著作中多有实践痕迹的表述,或者说,他的哲学论述是技术性的。略举几例,供读者品味。

  真正现实的数学应该作为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构造的一个分支,与物理平行,来理解;

  实际上,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规定世界的拓扑,故而可能是这样,世界不只是朝着无限之外也可能朝着内里携带着不可抵达的迟疑。

  此书包含大量数学与物理的基础思想,有一定数学和物理知识储备的读者不妨读读,此处恕不详述。

  外尔作为一个职业数学家,但却对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规范场论都有根本性的贡献,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确实是理论物理,撞到他这个真数学家的枪口上了;其二,他和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奠基者们有亲密的接触。外尔研究广义相对论,因为爱因斯坦是他在瑞士联邦理工的同事,扩展作为广义相对论基础的微分几何的努力最终导向了规范场论的创立,而碰巧那中间的关键一步来自量子力学。

  外尔和同时期在苏黎世大学访问的薛定谔过从甚密,进而在学术上互有启发与襄助。1922年,薛定谔引入了虚因子,救了外尔的规范场论。1926年,薛定谔构造了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即薛定谔方程。将薛定谔方程应用于氢原子,得到了E~Enlm的结果,即氢原子中电子 (就一个) 的能量是三个量子数的函数。加上电子的自旋,原子中的电子一般就有四个量子数,这四个量子数的取值方式决定了元素周期表的样子。关于这个小问题,今天的中学生都应该知道,参见拙著《量子力学-少年版》。解氢原子的薛定谔方程实际上是非常难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其定态波函数的表达式就知道了:

  其中,是玻尔半径。一般的教科书中会记,这使得波函数表达式中量子数n被部分地隐藏了,这是不懂物理的表现。这个表达式很复杂,其中的函数L和Y分别是推广的拉盖尔函数和球谐函数[9]。一般教科书作者照抄这个解,但会假装自己会解这个方程的样子来。殊不知作为维也纳大学数学物理教授到苏黎世大学访问的薛定谔自己也得求助于外尔。这一点,薛定谔在其1926年的经典论文第一部分的脚注中是明确鸣谢了的。一般教科书作者假装也会解这个方程,估计是从没有读过原文的缘故。

  外尔1924年出版了具有哲学意味实际上是学不分科的Was ist Materie? (什么是物质?) 一书,这是一个学会思考了的学者对自然存在的思考。不知道是不是受这本书的启发,反正20年后薛定谔出版了 What is life? (什么是生命?)一书,一样的是学不分科式的著作,一样的是一个学会思考了的学者对自然存在的思考。可能薛定谔的书更贴近生活吧,故What is life? 比Was ist Materie? 更为流行。然而,论学问,尤其是涉及到渊源,笔者可能会给予Was ist Materie?以更高的评价。当然,把这两本书放到一起看会带来更大的收获。

  至于规范场论,规范场论始于外尔1918年的“引力与电”一文,其初始动机是扩展广义相对论用的微分几何。希尔伯特第一个写出广义相对论场方程,比爱因斯坦早5天。外尔是希尔伯特的学生,是爱因斯坦的同事, 好象就是通过外尔的介绍,希尔伯特才邀请爱因斯坦于1915年夏去哥廷恩讲学的。可以说,外尔参与广义相对论的进一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儿。规范场论其后发展的硬核思想基础是1918年的诺特定理。诺特1915年应克莱因和希尔伯特之邀到哥廷恩大学工作。虽然外尔和诺特可能在哥廷恩没有交集,但无疑地他们都是深受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影响的哥廷恩学派顶级人物。1918年,诺特的“不变的变分问题” 和外尔的“引力与电”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数学物理史上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1954年出现的杨-米尔斯理论是对规范场论的提升与拓展。这里的主角杨振宁先生曾谈到: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接触到群论的基本原理,也常常被父亲书架上的一本斯派泽关于有限群的书中的美丽插图所迷住。” 看看,人家是在中学生时代就接触到了群论,而且是通过斯派泽(Andreas Speiser,1885-1970)的书籍。群论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规范场论的基础,先通群论对学习理论物理的益处,杨振宁先生可为一例。有趣的是,外尔在1937年的Symmetry一书的序言中赫然写道:

  斯派泽的有限群理论以及该作者的其他著述对于(对称性)这一主题的美学与数学方面的概览特别重要。

  罗嗦这么多,我特别想说,一个人要成为大学者,成长的环境太重要了。欲做学问者,须到学问家窝里去。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请好好理解维也纳圈子 (Viena circle) 是什么意思。外尔的成就是在哥廷恩以外做出来的,可他依然是哥廷恩数学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在德国诗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65) 笔下,哥廷恩是一个以香肠和大学而闻名的城市。这个城市睥睨天下的气质,可以从刻在老市政厅入口处的一句拉丁语口号看出: “Extra Gottingam non est vita, si est vita non est ita (哥廷恩以外没有生活,有生活那也不是这里那样的)。在外尔求学的时代,其导师希尔伯特是数学的旗帜,纯粹思想的神龛(shrine of pure thought ),至于“全世界想学数学的人们打起背包,到哥廷恩去,那里有希尔伯特”的噱头,虽说出处可疑,毕竟有其发生的现实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法盟军没有轰炸哥廷恩,算是强盗有文化的案例,也是因为哥廷恩太过令人肃然起敬了。

  一个人能成为学术巨擘不是偶然的。大抵说来,他应该生来聪颖过人,导师也是学术巨擘级的,能教他深入的学问,引导他到学问的前沿。由此看来,老师们要不遗余力地教多、教深,才算是合格的,这也是一个教师的起码良知。至于学生们能走多远,那要看学生们自己的造化。成巨擘的人,心思只可在学问本身。这样看来,他还应该是富足的,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富足,心无旁骛,不会为了生活所迫违心去做根本算不上研究的研究。

  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实现了物理学家and数学家的运算才可能实现理解数学or物理的结果。实际上,从牛顿、拉格朗日、欧拉、贝努里们、哈密顿、格拉斯曼、庞加莱、希尔伯特、外尔、诺特到眼前的阿诺德、阿提亚、彭罗斯等人,一个大数学家没有对物理学的基础性贡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好的物理学家,如狄拉克、薛定谔、钱德拉塞卡、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其数学水平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数学爱好者能比的。外尔的一句“In some way Euclid’s geometry must be deeply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spin representation (欧几里得几何肯定以某种方式同自旋表示的存在深度关联) ”让我浑身一颤,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数学差的原因。

  外尔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也是文采斐然、风格独特的作家,其文笔优美、顽皮,有人甚至夸奖他的文风是诗意的。多么深沉、严肃的内容,外尔都能写出优美的文字来,并且灌注入思想,因此让人觉得读来是个享受。外尔1939年在普林斯顿出版The classical groups时在序言中为自己的英语不流利而道歉:

  诸神给我的写作强加上了枷锁,那是我在摇篮中未曾听过歌声的语言。“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梦到自己胯下无马还纵横驰骋的人都知道。”

  这让英语是native language的人都无地自容。同一年,谈论抽象代数同拓扑学的竞争,外尔写道:

  这些日子里,拓扑学的天使和抽象代数的魔鬼在为每一块数学地盘的灵魂而打斗!

  [2] 中文译本名为《实用理性批判》,但这容易让笔者这样的糊涂人理解为实用的‘理性批判’。此处故意点明这是关于‘实用理性’之批判。

  [4] 海森堡因对矩阵力学的贡献而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而闻名。实际上,他提出同位旋和交换相互作用的概念才更见水平。

  [8] 虽然初二就学过,但笔者打死也不敢说自己会欧几里得几何。牛顿能用平面几何证明平方反比力下行星运动的轨迹是圆锥曲线,外尔从欧几里得几何能看到自旋表示。信誓旦旦敢说会的,都是因为知道的少。

  [9] 球谐函数,听着莫名其妙吧?Spherical harmonic function, 其实是球安装函数,即用这样的函数可以凑出一个球对称的分布来。Harmony, 本义是安装到位。

返回顶部